武夷山第十六洞天之升真元化洞天

　　武夷山被列為道教的第十六洞天，武夷道教的歷史，大致以南唐元宗李景之弟李朗佐於保大八年（公元950年）訪道入武夷山時為始，但實際情況卻要複雜得多……

　　道教做為一種有組織、有經籍、有道儀活動的教團被承認，固然是西漢太平道的傳播之後，但道教的前教史卻可追溯到東周老子創道家學派時期，甚至可追溯到商周的巫術。巫術、鬼神崇拜鬼神的夷越地區和老子創道家學派的楚文化地區。“武夷山一帶古代閩族人民的楚文化淵源問題，我們還可以找到一些歷史根據。史載：‘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’，高陽後裔‘陸終生子六人’，‘三曰彭祖’，相傳武夷山得名來自彭祖的兩個兒子彭武和彭夷……傳說彭氏兄弟開發武夷山區的時代，也與懸棺葬的年代相近”（見《福建文博》1990年2期）。

　　“武夷山道教第十六洞天”，據《異仙錄》說：始皇二年有神仙降於此山，自稱武夷君，統錄群仙。山因此而得名。《武夷山志》載：唐天寶（742-756年）該山始建道教宮觀天寶殿。南唐元宗李景為其弟入道修持，將天寶殿移建，改名會仙觀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增修屋宇三百餘間，賜額‘沖佑詔廣觀’，沖佑觀成為當時有名道觀。明神宗萬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詔賜《道藏》給沖佑觀，以廣其傳。武夷山疲乏教宮觀在歷史上有九十九觀的說法……南宋著名道士白玉蟾曾修煉於武夷山，結茅庵於駐雲堂，並重建止止庵，任住持。武夷山道教，在中國道教史上佔有特殊的一席之地”（見《道教辭典》）。

　　自南唐李良佐入山修道以來，道人接踵而來，相繼在武夷山的幔亭、虎嘯、止止、水簾、碧霄、復古、天心、馬頭、蓮花、神通、接筍等處結廬、造捨、立靖、建庵、築觀、蔚為大觀，武夷宮的道觀，“唐宋以來，歷代都有賜田，計達一萬一千多畝”。“宋元符元年（公元1098年），曾因京師大旱，‘祈雨有畝’，一次賜錢八十萬”，“到宋代，武夷宮已擴建成為一組堂皇宏麗的宮觀建築群，曾有‘名山巨構’之稱”。

　　武夷山修身煉形的道士多功能隨山、龍門兩派，均為“全真道支派”，以“清心寡慾為修道之本，以為一念無生即自由，心頭無物即仙佛”，以後“使教義由偏重丹法清修而轉向以嚴持戒律為主，成為全真道的又一演變”。特別是全真道南宗第五祖白玉蟾在武夷山修道多年，他在道教“內丹”學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，在氣功成成就方面聞名於世界武林。

　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理學家朱熹在武夷山“琴書四十年，幾做山中客”，道教師友和道教文化對他的理學成熟是有積極影響的，“朱熹吸收佛、道二教的形而上學、宇宙觀，彌補了古代儒家只講形而上學、人生觀的不足”（見蔡尚思《朱熹思想的來源核心和評價》）。朱熹本人也在《大隱屏》一詩中說：“……蒼然大隱屏，林端聳孤標。下有雲一壑，仙人久相招。授我黃素書，贈我雙瓊瑤……”，詩中所說的“仙人”即是道士，“黃素書”即是道經、道藏之類的書籍。

　　看來，武夷山道教和武夷山道教文化不論在道教史上還是特殊意義的評從。

　　據1942年《崇安縣新志》記載，全縣可查的道教徒300餘人，可考的道教宮、觀、堂、庵48座。

　　目前，武夷山市全境佛、道廟觀約180多座，絕大多數為民間宗教型式，居家食素為多，佛道不分，亦無篤實信仰，尚不宜也不必一一分辨。

　　無非議，確屬道教堂、觀者有四處：武夷景區內的開源堂、洋莊鄉四渡村萬峰觀、崇成鎮溪東村關帝廟、星村鎮台坪葛仙廟。

　　近年落實宗教政策，核查道觀房產歸還道門，由道門管理。

　　1990年重新開放了武夷山風景區開源堂道觀，政府資助，修葺一新，並充實了三名中國道教學院修業生，復興景象欣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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